Text by：吳育建(Henry)
1994年，張藝謀將余華的小說《活著》改編成電影，並且邀請了著名影星葛優及鞏利飾演主人公徐福貴及其妻子家珍。雖然余華有份兒擔當編劇，但是張藝謀的野心，卻不只是將小說搬字過紙，而是籍著電影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因此，同是處理中國社會環境變遷，加諸於福貴一家的有形、無形暴力， 小說及電影有著明顯的分野。
在小說中，一直跟隨著福貴一家的艱苦命運，很多時產生自社會制度本身，例如令人啼笑皆非的醫療制度及官僚制度先後害死了福貴的兒子有慶及女兒鳳霞。有慶是在城內醫院裡，為正在生育的縣長夫人，輸血過多而死，而鳳霞則是在同一間醫院裡，誕下麟兒苦根後，出血過多而死。雖然兩姐弟的死亡，也不能免除人為因素，但更多的責任，卻在落後的醫療制度及麻木的官僚主義之下。例如醫生為了救更有權勢的病人(縣長春生的太太，亦即是有慶就讀小學的校長)，居然不理大叫「我頭暈」的有慶，在麻木不仁心地回答一句「抽血都頭暈」後抽乾有慶的血，還反過來抱怨福貴「為什麼只生一個孩子？」而在鳳霞生孩子之際，醫生半開玩地問二喜(鳳霞的丈夫，亦即福貴的女婿)「要大的還是小的？」二喜寧願不要孩子，也要保住鳳霞的性命。因此，聽到醫生說「生啦，是兒子」的二喜，擔心鳳霞的安危，抱怨道「我沒要小的」。醫生回答：「大的也沒事」。二喜驚喜萬分的時候，鳳霞居然出事去世。這一幕，醫生的說話五時花六時變，與現代社會賦予醫生判斷力高、妙手仁心、言出必行的專業形象背道而馳，很能表露出現代醫療制度的麻木、缺乏人情味、無力與僵化。
而在電影中，福貴一家的艱苦命運更多來自共產黨初掌權後所帶來的人禍。其中有一幕，新區長春生要前來檢查，學校逼令小學生煉鋼，使有慶疲極入睡，但福貴堅持要背著他上學，結果春生駕車時不少心撞倒學校牆壁，砸死在牆壁後睡覺的有慶。而另一幕高潮，因為少不更事的護士學校紅衛兵控制了醫院，批鬥、趕走了原來富有經驗的醫生、護士。她們在鳳霞誕下兒子，身體大量出血時完全不知所措。而福貴原本請來救急的王教授卻因為太飢餓，一次過吃了太多福貴給予的饅頭而幫不上忙，反而更要福貴及家珍照顧他。這兩幕滑稽得來，使人鼻子一酸的劇情，反映張藝謀明顯指涉50、6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先後鼓吹人民「大躍進」、「全民大煉鋼」、「超英趕美」、「上山下鄉」、「破舊立新」、組織少年紅衛兵、批鬥師長、地主及資產階級，結果釀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而在這種誇張、荒謬、刻意地反諷中共政權的程度說來，電影《活著》被張藝謀加添了原著所沒有的「自我東方主義」色彩。相對而言，余華的原著小說在政治現實方面卻是十分溫和、平實。在電影中，福貴在背負有慶回校時，曾經將家庭生活比喻為小雞，而且說道：「雞長大了就變成羊，羊長大了就變成牛。」昏睡的有慶問道「牛長大了呢？」福貴想也不用想，便答道「牛長大了啊，就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時候，預備大煉鋼的福貴對共產黨、對新中國，仍然充滿憧憬。可是，二十年後，經歷失去了有慶與鳳霞的日子，孫兒饅頭捧著剛出殼的小雞時，福貴又重覆「雞長大了就變成羊，羊長大了就變成牛。」饅頭又問道「牛長大了呢？」這次福貴對共產黨的憧憬已經在不知不覺間幻滅，使他一時語塞。良久之後，他才避開問題，答道：「那你就坐飛機了」。這段情節雖然婉轉，卻顯露了張藝謀對建國二十多年的中共政權有著極尖酸刻薄的批判。而在原著小說中，相關的歷史背景都被淡化處理，反而集中將福貴與他的命運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扣緊。
小說與電影其中一個明最明顯的差異，是前者的場景設定是在農村，而後者的場景則是小城鎮。因此，小說與電影中，福貴一家對大地的感情，大有分別。前者流露了中國農民與鄉土之間的相依、珍重之情，而後者則顯露了逐漸現代化的小城鎮裡的漂泊、疏離感。
小說中，福貴自從把家產輸給龍二後，向龍二租回五畝農地，因此一家的職業都是農民，而電影中福貴把祖屋輸給龍二後，卻充當了皮影戲班主，家珍則以送水為生。於是，余華的原著小說深刻地描寫了福貴一家與這五畝農地的鄉土關係，從而平實地帶出中國小農村裡小農戶日常艱苦工作的生活面貌，尤其是自古以來，中國農民忍耐著各種辛酸命運的能力。鳳霞雖然又聾又啞，卻是非常勤力而且工作效勞極高的少女農婦。有慶每天於學校與農地之間跑來跑去，為的是餵羊食草，使福貴為著換一口米飯，將羊兒賣給宰殺的人也覺得對不住兒子。家人全數離世後，福貴與老牛相依為伴，忍不著把老牛喚作家珍、有慶、鳳霞的名字，以抒解掛念之情。可是，福貴仍然是堅強、樂觀、善良、勤快、不問回報地活著，從來沒有感到氣餒，更勸導春生千萬不要放棄自己的生命。余華在韓文版前言中寫道，「『活著』在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福貴一家不屈、不怨天尤人，安份守己的精神與能夠寬容地忍受苦難的能力，「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正是現代人所急切需要的精神境界，亦是余華所言「《活著》也講述了我們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
而在電影中，福貴的職業由農民改成皮影戲班主，一方面當然帶有「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意思，另一方面卻象徵了城市人脫離鄉土濃情，卻產生了漂泊無根的異化及疏離感。於戲裡，福貴在國共內戰期間，帶著皮影戲班跟隨共軍打仗，走到哪裡，演到哪裡，以激勵共軍士氣。在大煉鋼時，皮影戲差點兒被拿去煉鐵，只是後來被利用作激勵生產大隊時才倖免於難。但是，到了文革爆發，以「帝皇將相；才子佳人」為賣點的皮影戲象徵舊時代的文化傳統，故此最終難逃被摧毀的厄運。皮影戲的「漂泊一生」，除了反映當年文革對傳統文化的盲目破壞外，亦象徵了城鎮市民與自然、與大地的決裂。使我想起了大量湧入廣州、上海外省民工、從美加回流的香港人、香港的南亞族群、大陸新移民，都未被社會完全接受，始終帶著「此地他鄉」的懷鄉情緒。
最後，無論小說或者電影，結局所帶出的訊息也是正面的。即使小說中福貴只得一頭老牛相伴，他的一生也是堅忍而無憾的。而電影的結局鳳霞的兒子饅頭長大，跟隨福貴，家珍，女婿和外孫一同掃鳳霞和友慶的墓，埋下了每年與饅頭影下的全家福，然後回家吃飯，充滿溫情。「活著就是活著，不為其他」。即使現實生活再苦，充滿各種明顯或隱性的暴力，福貴的故事也教我們積極地生活下去，因為只要一天還是活著，便總有希望。
